二十年香港印象史:论一座城市和她的商业灵魂

二十年香港印象史:论一座城市和她的商业灵魂

2019-04-15 19:13

  真诚爱财,诚实交易,认真做事,努力拼搏的这样一群人,他们赚钱以后,一定是快乐的!这是一种纯粹,更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纯粹的商业力量,正是这样一种纯粹的力量,成就了香港!

  一群纯粹的人,一定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是一座纯粹的商业城市,这便是香港真正的成因,真正的灵魂!

  二十年前,我二十五岁,第一次专程到香港,拿一部胶片相机,拍了无数的胶卷和幻灯片,力图记录香港的一切,那是一次真正的城市朝圣之旅;十年前,我三十五岁,那正是我周游世界的城市之旅渐入佳境之时。虽然每次出国都由香港转机,但后来翻看照片,却发现从未在香港拍过什么,因为觉得比之国外,香港无甚可拍;五年前,我四十岁,出国考察已经固定成为了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时候又渐渐发现香港还是有些可拍之处,拍香港的照片又多了起来;今年,我四十五岁,出国考察从感性之旅慢慢地深入为知性之旅。我又恢复了一个固定的习惯,每次途经香港,一定要多呆一两天,去好好拍一拍过去不曾注意过的香港——从赤柱到南丫岛,从新版的海洋公园到创新的香港湿地公园。

  这便是我与香港交往二十年的简史,也是我对香港二十年的印象史。我相信,作为一个城市认真的观察者和忠实的记录者,我对香港的印象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在离香港很远时,我们仰望她;在香港走近我们时,我们习惯她;在香港与我们同行时,我们漠视甚至误解她;但你认识并真正读懂香港后,你会钦佩她,当然也会爱上她!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掌握一条认识香港的正确路径——商业精神。

  二十年前,与香港人的一次交往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在家乡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创立了自己的小设计公司,曾接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任务——一座庙,做蒙山上的雨王庙,捐庙的是一位姓杨的香港商人,他在我们县城有两项很大的投资——啤酒厂和石材厂。于是,为了保佑生意能赚到更多的钱,就决定捐钱重修我们县里最有名的一座寺庙——蒙山雨王庙。而我在当时县委刘书记的全力推荐下,有幸设计了这座庙,并得到了香港朋友的认可,受他们的邀请第一次去了香港。

  在香港的十来天,我已经被彻底地打懵了——如果你是学建筑学的,而且你也在1995年前从大陆到香港,相信你一定能体会我的感受:每一个街区,每一幢建筑,建筑的每一个方面,方面上的每一个构造,构造中的每一个细部,都让你觉得值得记录,都让你觉得完美得不可思议——那时的香港就像一个美丽的女人,美丽到让你在她的面前可以失去自己的灵魂!我是无条件地崇拜上了香港!

  我拎了一大袋重重的胶卷回到大陆,香港值得拍的太多了!尤其是香港的商场,时代广场,太古城中心,眼花缭乱。我曾一个不落地拍过这两个商场里的化妆品专柜,因为那的一切,都是室内设计的最佳案例!

  没有那一次去香港的学习,就没有今天我对建筑与城市的理解;没有那一次在香港的震撼,就不会有我此后近二十年的世界城市之旅;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那一次不去香港,我后来的生活和生活习惯也就不是今天这样。

  记得要进香港前,一个广东大姐告诉我衬衣和袜子在香港是应该每天换的。如果不这样,会让香港人笑话。可是我那时就带了两件牛仔衬衣,怎么办?于是开始每天洗衣服,两件衬衣每天来回换。但后来才知道,我的两件牛仔衬衣几乎一样,根本看不出你换没换!

  但是,从此以后,我却养成了喜欢换洗衣服的好习惯。这一习惯的形成,来源于这样一个信念,香港的生活就是文明的生活。

  而香港如此的富足与文明是怎么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位请我去香港的杨先生曾经在香港的一个地下车库里指着满车库的豪车告诉我,这都是我们香港人拼死拼活拼出来的!为了让我这个后生小子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还在一个高档餐厅特意请了几个老板和我一起吃饭,在饭间向我介绍:这位大杨老板,是从广东偷渡来香港的,那时偷渡的成功率只有5%,刚来香港时,在地盘做保安,后来辛苦打拼,慢慢做大,现在也有十几亿的身家了。。。。。。一个晚上听下来,才发现这一系列的故事,都是惊人地相似,穷苦出身,投奔香港,苦力起步,努力打拼,最后成功,这既是经典的香港故事了。这时朋友们送了我一盘罗文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便叫《狮子山下》,这时才慢慢体会到,狮子山下是一种精神,一种执着打拼的精神,一种务实奋斗的精神,一种不讳言起点更低的精神!

  到了第二个晚上,我又被这几个朋友请了去,席间多了一个和尚师傅,于是大家用比昨天更高的热情谈佛法。可听来听去,我觉得佛不是他们说的那层意义——我曾虔诚地向佛许愿,如果赚到一个亿,一定捐出5%.结果一语中的,我当即捐了五百万给寺里,多么虔诚!这叫什么虔诚?这不是给佛祖提成吗?

  第三天,应朋友的强烈要求我去了黄大仙。到了那里我发现,我错了。看着一个穿金戴银,神情严肃的老板们久久地跪在神像前,一丝不苟反复跪拜。我在他们目光中读到了两个字真诚,对财富的渴望,让他们真诚地向神明祈求保佑发财,并真挚的信守承诺并兑现!这不是真诚又是什么!

  一个人,不管你选择了信什么,都要有一个前提——真诚!因为如果不真诚,那你信仰的一切便和你没有了关系;相反,即使你的信仰很初级,但若以真诚去践行,那么你的身上就会出现一种由于信仰而被赋予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名字叫做纯粹。

  在当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儿》中,有这样一段深刻的文字: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

  纯粹和执著,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著,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纯粹,可以赋予人们一种可怕的力量!当一群香港商人执着于对利益的追求时,他们身上会有一种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叫做商业精神。有如一个纯粹的剑客,他一定是一个可怕的杀手;一个纯粹的战士,也一定是一位无谓的勇者;一群纯粹的人,一定能成就成一个伟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是一座纯粹的商业城市,这便是香港真正的成因,真正的灵魂!

  如果论及做生意,香港人岂止不笨,简直是聪明绝顶。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我们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事实证明,李光耀先生基于对中国人基本素质判断的预测是对的。与欧美人相比,中国人个个都是勤劳的农夫,纯粹的顺民和精明的会计师。而这样一种品质,在这群新香港人身上体现的尤为充分——特别是在以李嘉诚先生为代表的潮汕人和以包玉刚先生为代表的宁波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按照地理决定论的分析,这些父辈世代打渔的渔民后代上,极为突出的四项品质:做事认真、敢于冒险、相信机遇、内部团结!

  首先,他们做事认真——没法不认真,船板钉牢了,你载着鱼回来。如果没钉牢散了架,鱼就扛着你走了。而农民种地则不会事关生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最优的一批企业和产品,始终是一批渔民的后来者制造的:山东的胶东半岛,浙江的宁波台州,福建的厦漳泉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当然还有香港,要知道香港最早也是靠工业起家的,李嘉诚先生最早就是塑料花大王。

  其次,他们敢于冒险。渔民这个行当,某种意义上是拿命混饭吃,这与平安种田的农民不同。所以大量渔民出身的香港人同内地渔民出身的同胞一样,在骨子里都有一种冒险的精神。抗美援朝时,先生曾冒险为我党输送过急需的战略物资,而在两伊战争时期,波斯湾被许多油轮视为禁区,而船王包玉刚先生却认为这同时也是一个机遇,于是他大胆指挥船队进出波斯湾,精心调度,无一损失,在大幅盈利的同时,也让人见识了包玉刚先生的胆识。

  再次,他们相信机遇。因为打渔运气的成分实在太重了,关键看是否赶上了这一波,否则再努力也是白费。所以我们会发现,温州、宁波、台州、泉州、潮汕、汕头等城市都是一些对商业机遇与产业机遇极为敏感的城市,常常是政府还没把一件事想清楚,商人们已经集体冲了上去,而且干得红红火火。这个现象当然在香港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就连香港的报纸,也经常批评港人炒风太重,遇到什么东西就马上扑上去炒一通。事实上,这也正是香港人对机遇敏感处。试想,香港那极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不就是建立在这种对商业机会的敏感之上吗?如果没有这种逐利的敏感,怎么会有世界三大股市之一的香港股市呢?

  最后,他们内部团结!打渔是一种强制性的集体劳动,必须达到内部的高度信任。因此,特马单双王才有了一个象征团结的成语叫同舟共济.一个曾经同舟共济的族群,当然会有一种内部非常互助的精神。时至今日,在香港的货柜码头,汕尾人都是一支至关重要的势力,这是一群文革时随着万人大逃港来到香港的苦命人,他们靠团结生存到现在。在潮汕圈内人看来,自家人一旦真有困难,出手相帮是绝无二话!这批同舟共济的渔民后裔,本着极度团结,一天天地把香港做大!

  这就是我们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香港人的经商能力的历史成因所做的分析。有了上述四项品质,再加上真诚到纯粹的想发财的愿望,香港人想不发财都难,而香港的这座商业城市,想不成就都难!

  听我这样表述,你可不要以为香港是中国城市的异数,香港人是中国人的异类。恰恰相反,香港人是更为典型的中国人,而香港则是更为典型的中国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城市的发展路径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经典路径!

  会有很多人会反对我的这一观点:中国自古重农,重商的香港人怎能是中国人的典型代表?标准的商业城市香港,也怎能是中国典型的城市?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段精确的文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段文字来自于文化大家,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鲁军先生的《轻重三议》文章。

  在讨论中国人重农还是重商的问题上,鲁军的结论如下:在传统上,中国百姓不是消费型的,而是生产型及生意型的。几个中国人聚在一起,很少有像西方人一样,议论还可以贷款消费点儿什么,而总是讨论有什么生意可一块儿做做。一颗豆子,中国人可以把它煎炸烹炒,腌制做出无数产品,或磨成汁再做成豆腐,而豆腐又会演变为5000多种食品(据《DISCOVERY》拍摄的节目所称)。这些行为的目的大都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生意,不断的求新。

  亦即《易经》乾卦的日新之谓盛德,又道是君子之德,日新,日日新.晚至战国时期的所有思想家,都完全明了人类的这种自利性,都体认这种天赋的求富本能。趋避对待不同:老庄为避其祸而远之,商李用之以农战,孔孟喻勉百姓而诫禁君侯,管晏因势利导襄助乐成,墨家则循此究学理研利器,文子则质言可利邦国、成霸业。

  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利性,在长达万年的生存演进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致富之本性,自动致富之本能,自发致富之本事。所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管子。禁藏》中说: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

  这就是后来构成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前提,只不过在他那里经济人是一种假设,即所有的人都会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付出劳动。对于曾经深研人性哲学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来说,这也只能是一种假设。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很快就遭遇到X理论的难题,即多数人天生是懒惰的,没有雄心大志的,必须用强制与惩罚的手段才肯工作等等。而中国人呢?则是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学而会、不教而明、千里不远、万仞不深、蹈生历死、前赴后继。这里不存在假设,而是血肉俱在的经济人,不但是经济人,而且是产业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几千万企业主或企业家,则是一个更广泛的证明。

  自然致富之本性,自动致富之本能,自发致富之本事,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根据;就是中华民族历遭浩劫,劫后再生的动因;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之道,日新之德的文化传统。

  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不爱财,人类商业社会发展的动力何来?但必须要守规矩的赚钱,这就是一个和谐的商业社会!

  而香港正是这样一个和谐商业社会和商业城市的典范。位于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出自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之手,而他的父亲贝祖贻先生,正是解放前中国银行的行长。而再到后来,北京长安街上那座中银大厦,又是小贝先生贝聿铭带着他的儿子,小小贝先生——贝定中等兄弟设计的作品。

  贝先生设计的香港中银的造型,象征了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可以说是一栋中国商业精神的最好的纪念碑!而这座纪念碑所处的香港中环的位置,如果在西方城市那一定会是一座教堂!!

  城市本来就是城与市的结合,城意味着防御,而市就是交易。在中国,有日中为市的传统,就有像吕不韦这样的城市商业阶层,从而真正开启了中国城市的原型。时至今日,城市防御功能早已弱化,而交易则日上日高。以至今日,我们甚至可以说城就是市——城市是用最小的交通量换取最大的交换量的产物.在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戴维。爱德华。伯克利这句名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商业交易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所以,从这种意义上,几乎所有城市都是商业城市,只是其程度有所不同,商业,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因此,作为一个经典的商业城市,领先一步发展的香港,是我们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典范,而纯粹与重商的香港人,也是中华民族重商主义传统的典型代表!

  这是荷兰著名诗人冯德尔为当年新落成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所写的一首赞美诗。同香港人一样,荷兰人也是纯粹的重商民族。因此在诗中,他们丝毫不掩饰他们爱财的品质。真诚爱财,诚实交易,认真做事,努力拼搏的这样一群人,他们赚钱以后,一定是快乐的!这是一种纯粹,更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纯粹的商业力量,正是这样一种纯粹的力量,成就了香港!(作者系华高来斯董事总经理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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